如果說，“變革祖宗之法”屬組織路線變革的話，那么歷史上的“削藩”則是公司治理上的調整，往往伴隨著權力的重組，組織架構的變革，稍有不慎，則腥風血雨，兵禍連年。

在古中國時代，夏商周朝基本上屬于聯盟組織，類似于現在的代理商制度。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正式建立了秦國集團，下設事業部、分公司以及辦事處(郡縣制)。只有集團有法人資格，其他機構則沒有，財權、人權全部收歸到總公司，實現了高度集權化，這是當時的一個重大制度變革。

 

之后是漢朝集團，繼續實施之前的代理商制還是事業部制，是集團CEO劉邦傷腦筋的問題。最后，他采取了一朝兩制：對總部附近即京畿地區的勢力范圍按照子公司的模式運行(它不同于秦國集團的分公司制)，而偏遠的地方則采取代理商制度，讓其他人去開拓，給足優惠政策。

 

這些子公司掌握著屬地地方賦稅和官員的任免權力，有法人資格，被稱為“藩國”。“藩”就是籬笆，藩籬意思就是說這些子公司像籬笆一樣，在京師周圍保衛中央總部。這些子公司老總都稱之為“藩王”，劉邦規定必須是劉姓子弟才能當子公司老總。

 

但當這些子公司老總勢力坐大、不聽總公司話的時候，就需要抑制他們。為何叫“削”呢？就是慢慢來，今天切一點，明天再切一點，一點點把他的勢力切小，這就叫“削藩”。如果變成了“砍藩”，揮起大刀猛砍，那就有可能被子公司反噬，兩敗俱傷。

 

漢景帝就是因為聽信了智囊晁錯的建議而“砍藩”，引發了八位子公司老總的造反，差點連CEO的寶座都坐不穩了。

 

漢景帝的莽撞

漢朝集團自劉邦創立，后被其妻呂氏奪取大權，任用自己娘家人搞得總公司雞飛狗跳。最后被主管銷售的高級副總裁、元老周勃撥亂反正，迎接劉氏后人劉恒重掌大權，史稱漢文帝。

 

當劉家、呂家內訌的時候，各子公司的發展卻蓬勃向上。當漢文帝坐上CEO的寶座后，基本上已經形成了“弱總部強地方”的格局，子公司的強大使他們對總公司的政令陽奉陰違。雖然有不少朝臣不斷建議削藩，但漢文帝深知時候未到，多次駁回了此類條陳。

 

等到漢景帝繼位，總部的勢力已經開始有所恢復，但仍不具備削藩的實力。

 

這時，一個重要人物——晁錯出現了。此人學貫儒法，知識淵博，時任CEO高級助理。他做了一番市場調查后，向漢景帝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削藩策》，建議馬上削藩。比起自己的父親，漢景帝對大勢的把握要差得多，他糊里糊涂地就同意了這個建議，并任用晁錯作為這個項目的負責人。

 

上面要削藩，下面的子公司老總肯定不愿意。在子公司里，這些老總就是皇帝，說一不二。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誰愿意把自己的權力白白交上去？所以，發生沖突和矛盾是必然的。

 

可這時候，作為削藩項目負責人的晁錯就認一個死理：不削藩國家就會亂，這些人勢力大了遲早都要反。最后說得猶疑不定的漢景帝也同意了。不過這君臣二人卻沒有想到萬一如果這些人真的造反了，他們該怎么辦？

 

由于估計不足，當子公司老總紛紛發難的時候，該項目負責人晁錯就只有作為替罪羊，被漢景帝騙到刑場處死，將矛盾暫時緩解下來。

 

宋朝的蘇東坡寫了一篇《晁錯論》，指出了這次削藩的失敗原因。他認為，削藩這件事情是正確的，否則非常不利于整體的長治久安。但是，漢景帝的削藩卻犯了三個錯誤：一、選錯了削藩的時間；二、選錯了削藩的人；三、選錯了削藩的方法。他認為要想此事成功，必須“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

 

知其當然。就是事先把這個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把握厲害關系，我如果做的話可能會怎么樣。晁錯沒有想清楚。他提出的就是一個口號：“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這八個字，沒有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沒有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覺得應該這樣做，僅此而已。

 

事至不懼。就是事情來了以后不害怕，因為你做的事情，是非常難做的，一旦發動以后會引起強烈的反彈。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做到臨危不懼，指揮若定，然后還要“徐為之圖”。

 

徐為之圖。就是你要有足夠的智慧和辦法慢慢地、不動聲色地來處理問題，事緩則圓。要逐步一點點去實施。

 

對蘇東坡的思想領會最深的要數清朝帝國的康熙。他在平三藩的過程中，充分運用了這三條策略，和自己的祖母孝莊文皇太后籌劃了五年左右，想到了所有可能發生的結果，然后從最弱的藩王尚可喜打開突破口，徐徐圖之。最后面臨吳三桂勢如破竹的造反，不慌不忙，御駕親征，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取得了圓滿的結果。

 

漢武帝的漸進法

自己的父親因為削藩郁郁而終，漢武帝劉徹卻牢記這個教訓。

 

當16歲的劉徹坐上CEO寶座的時候，經過文景之治的漢朝集團已經步入了良性發展軌道，社會安定，人心思安。但子公司日益做大，總部對地方的控制力越來越弱，總部的高管們卻醉心于表面的太平盛世，開始奢華腐敗。

 

對此，劉徹充分吸取了父親的失敗經驗，集聚了足夠民心和人才后，才開始破局的第一步——推出推恩令。

 

在當時藩國，藩王去世后，嫡長子作為繼承人繼承他父親的所有領土和權勢，其他孩子是得不到任何好處的。漢武帝的高級助理主父偃提出了一個新政策，內容是經過報請皇帝同意，諸侯王可以把自己封地的領土，劃分為若干部分，封立他的子弟為侯。這些侯國的名分要由中央確定，而侯國的領土來自于原來的諸侯王國。這些侯國一旦確立，就不再隸屬于原來的王國所有，而轉屬附近的郡，也就是說改屬中央直轄領導。起名為推恩令——就是把皇帝的恩澤推廣開來——在這樣一個好聽的名義下，各藩王名義上沒有任何損失，但卻使他們的絕對領土很快由大變小，從根本上解決了一股獨大的問題。

 

隨著第一步的順利實施，劉徹又逐步頒發了左官律、附益法、阿黨法等新的規定，進一步收回了地方權力。所謂阿黨法是指“諸侯王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阿黨是重罪，由中央朝廷所委派的在諸侯王國出任傅和相的高級官員，如果諸侯王有任何的不軌行為沒有事先發現，或沒有向中央朝廷舉報，就要被按照阿黨之罪處置。

通過推恩令分化各子公司內部勢力，然后通過阿黨法讓下面的高管彼此監督，使他們面對“囚徒困境”不得不選擇搶先告發，最后將子公司的財權和人事權歸置中央，把子公司變成分公司，甚至有些子公司改為辦事處。在不知不覺中，達到了削藩的最終目的。

 

可惜的是，明朝的建文帝朱允文卻沒有這么幸運，與漢景帝犯了同樣的錯誤。在自己剛繼位不久，朝局不穩的情況下，采用了大儒方孝孺的削藩建議，最后被自己的叔叔朱棣趕得不知所蹤。藩沒削成，卻把自己的皇位給削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