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陶行知在任校長時，又一次在校園里偶然看到王友同學用小石塊砸別人，便當即制止了他，并令他放學后，到校長室談話。

 

 

放學后，王友來到校長室準備挨罵。

 

可一見面，陶行知卻掏出一塊糖給他說：“這獎給你，因為你按時到這里來，而我卻遲到了”。王友猶豫間接過糖，陶行知又掏出一塊糖放到他手里說： “這塊糖又是獎給你的，因為我教訓你不要砸人時，你馬上不砸了。”王友吃驚地瞪大眼睛，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塊糖給王友：“我調查過了，你用小石塊砸那個同學，是因為他不守游戲規則，欺負女同學。”王友立即感動地流著淚說自己不該砸同學。陶行知滿意地笑了，掏出第四塊糖遞過去說：“為你正確認識自己錯誤，再獎勵你一塊!我的糖發完了。”

 

閱罷，我沉默凝神良久，而內心卻是熱血翻涌。

 

一方面，也曾為童師的我，萬分感嘆與無比欽佩前輩大師陶行知對于教育的高境界與大智慧;另一方面，也由此對我們所謂“成年人”的管理，浮想聯翩，豁然開朗。

 

我們過去都說“管理出效益”。這兩年，它被另一個更時髦的詞，那就是“領導力”。不錯，領導力既是管理的核心，又是管理的升華。甚至由此，很多人都特意強調“領導”與“管理”的不同。

 

但是領導力是什么?有效的領導力又是什么?很多人都知道：是影響力。

 

那么，影響力又從何處來呢?

 

有的人立即想到了“權力”，談任何事都最關心“誰拍板”。有的人立即想到了“是非”，認為只要自己一心為公、自恃揚善，便不怕鬼叫門。

 

但我覺得都不對。

 

動輒將領導等同于權力者，是魯莽而膚淺的。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希特勒橫掃歐洲，卻迅速亡國。迷信權力，只會讓人走向崩潰，包括他的事業，及他本人。

 

堅信領導來自于正義者，則是簡單與幼稚的。古今中外歷次應運而生的變革卻都最后夭折，早已證明：內容往往不如方式更能決定事物最終的成敗。比如北宋王安石。

 

而陶先生這一經典故事，則一舉點破了我原先內心只是朦朧混沌的一個想法：“領導力的精要，是誘導……”

 

我之所以這樣說，還是基于我們人所共知的一個道理：“以人為本”。管理也好，領導也罷，前提就是承認我們作為的對象是“人”。因此，管理與領導就必須基于人性。

 

而人性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以自我為中心”——最近也有個很有趣的概念，叫“自重感”。因此，除非是他發自內心愿意做的，其他最終都會陽奉陰違乃至適得其反。毛澤東晚年的成功與失敗，都與此有關。因為革命小將們忽然發現了自己的偉大(而非毛的偉大)，所以一夜之間天下大亂，無人幸免。于是毛春風得意。又因為幾年過后革命小將都漸漸發現自己早已沒有了人的靈魂，于是再不愿掏心挖肺的追隨到底，只剩下裝模作樣的干嚎。于是毛嚎啕大哭。

 

所謂“愿意做”，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從要我做，到我要做”。

而對此，權力是無能為力的。因為權力永遠只是物性的，而不是人性的。晚年逐漸清醒的毛澤東在貌似依然“一句頂一萬句”時，就已經消沉地承認“我只改變了北京周圍那一點……”

 

人性的另一特征，便是“非理性”。

人是感情的動物，人們對事物的判斷絕大多數是依據感情，而非道理。而能始終理性的人易成大事，正反證了多數人本能的非理性。因此，在當今，民粹主義越來越容易利用所謂民主機制大行其道。也因此，人們從理性上在看重你在上面做什么的時候，更從感性上看重你做事(不管是什么事)的方式。君不見，當今西方民主選舉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下到基層無休止地握手拜票，而無需多說任何所謂主張。因為，對于多數人，受到尊重的心靈快慰，遠重于對是非曲直的判斷。

 

特別是作為領導，更應該明白：你所轄的部下對于是非曲直自有獨立的判斷，既不需要你去告訴他們什么是對的，你也幾乎無法去從是非層面上改變他們的原有判斷，只不過他們隱藏于心不表露出來罷了。如果領導者敢于蔑視部下的智力，那他自己就是實足的弱智。

 

那么，作為領導者能做的、應做的是什么?就是誘導，利用人性去誘導。

 

回到陶先生的案例，我們看到陶先生自始至終都沒有指出過那個孩子一丁點錯誤，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夸獎他，就是利用了人性中“以自我為上”——原來我居然會有這么多值得自豪的優點!而當這些本性獲得出乎意料地滿足時，他們就會失去理智地迎合對方、懺悔自己。

 

應該說，他對自己錯誤的認識，完全來自自己的智力與判斷力，與陶行知無關;但他對自己錯誤毫無保留地懺悔表達，則完全是情緒至上被陶行知誘導的結果!

 

而正是這種基于人性需求而被誘導出來的、發自內心的認知，對他的影響力才是最巨大、最持久、最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