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楚地對創業活動給出定義后，Levine和Rubinstein希望探討的問題就是公司制企業的創業者有哪些特征、是否有高回報。作者利用了三個樣本來實證檢驗這些問題，一個是選取了從1995年到2012年的人口普查數據（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另一個是一個國家層面的針對年輕人的跟蹤調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Youth 79, NLSY79）。雖然CPS數據庫本身并非是動態跟蹤數據，但是作者對照樣本點，篩選了其中連續兩年都被訪問到的重合的被訪者，構建了一個兩年觀測期的面板數據，這有效地控制了個體的差異，可以有助于解釋同一個人在創業之前和之后收入的變化。而NLSY79數據庫的特點是追蹤，即對個體樣本從1979年追蹤到2012年。同時該數據庫中包含了一個人就業年齡之前的認知和非認知方面特征的變量，包括學習能力、性格傾向以及這個人在多大程度上曾經參與過不正當活動。這有助于預測誰今后將成為創業者以及誰創業成功了。第三個數據庫是采用了美國勞工部的職業稱謂詞典，其中包括了每種職業需要的常規以及非常規性技能需求的測度，由此可以幫助我們比較公司制和非公司制企業的創業者是否從事不同的工作任務以及企業經營特征的差異。

　　數據結果強有力地支持了對創業活動分類，進而刻畫創業者特征的有效性。結果表明，公司類企業的創業者，年輕時通常被稱作“問題少年”，是能夠打破常規的高能人士，他們在日后更可能成為成功的創業者。文章還發現，公司類企業的創業者通常從事那些需要非常規性認知能力的任務，通常是白人男性群體，并來自高收入的雙親家庭，這些人在年輕時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和更高的自尊心，會參與一些具有破壞性的甚至是非正當性(illicit)的活動，比如飆車、酗酒、打架。

相比而言，非公司制企業的創業者盡管在年輕時也曾從事一些不正當的活動（相較于公司雇員），但是學習態度的得分偏低。因此有兩個關鍵詞的組合很好地刻畫了創業者的特點，即“聰明”(smart)且“有一點壞”(illicit)。

　　從收入上看，公司制創業者的小時工資率和工作時間都比公司雇員和非公司制創業者要高。每小時的平均收入比公司雇員高57%，剩余收益的中位數比公司雇員高31%。非公司制企業創業者的小時工資比公司雇員低14%，與相同情況的公司制創業者相比要低得更多。

　　這解釋了我們開頭提出的困惑：整體而言，非公司制的創業企業要多于公司制企業，二者加總會得出“籠統的創業者收入比公司雇員要低的結論”。

　　當然，公司制企業創業者的高收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他們個人屬性的差異，但是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如果一個雇員中途辭職創業成為公司制企業主，那么他們的剩余收益會增加36%左右。即使剔除個體差異以及個體就業傾向的作用，并進行諸多額外的穩健性檢驗，這個比例依然在21%左右。

　　除此之外，作者進一步比較了公司制、非公司制企業的創業者以及公司雇員的工作時間總長，基于此比較其年度收入總和的多寡。結果發現，公司制企業的創業者相比公司雇員和非公司制企業創業者不僅小時工資率的中位數更高，工作時間的中位數也更長。而非公司制企業的創業者雖然小時工資率比公司雇員的中位數要低，但由于工作時間相對更長，因此如果比較二者的年收入，前者要略高2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