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不管是政策文件，還是規章制度，乃至于各種決議、首長指示、領導講話，情況通報，諸如此類，一般都需要“認真學習領會”。黨政機關如此，企業單位也如此。甚至還要反復學習，絞盡腦汁，琢磨揣測，非要找出其中的“微言大義”不可。這幾乎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沒有多少人對此發出疑問。在管理活動中，許多領導人的語言，也往往相當含蓄，點到為止，其中的深刻含義，需要你自己慢慢體味。一旦碰上那種直言不諱、直來直去的領導人，我們的第一感覺就是他缺乏領導藝術，有時還會暗暗覺得他沒有水平，更多情況下，還會把直率清晰當做簡單粗暴，把含糊模棱當做修養深厚。

 

但是，隨著國門的打開，我們逐漸發現，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國家的人們，在表達和溝通上也大不一樣。多數國家的人，往往沒有我們那么含蓄。有的雖然可能在口頭表達上還要繞點彎子，卻在書面表達上大都追求清晰明白。尤其是各類文件，最能表現出這種差別，能說清楚的絕不含糊，需要交待的絕不省略。哪怕是一個簡單的產品說明書，都要給你把各種注意事項交待得清清楚楚。說了就是說了，沒說就是沒說，絕不要求對方去“學習領會”字面上沒有表述的所謂內在含義。比如，有些外國朋友就很不理解我們的那種“輔導材料”。他們的疑惑很簡單，既然需要進一步說明，為什么不寫入正式文件？如果正式文件不需要寫，那“輔導材料”又有什么必要？

 

這種表達和溝通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假定某一個領導給部下交待工作任務，如果部下理解錯誤，沒有很好地實現領導意圖，在我們這里，多半會批評部下不曉事，在他們那里，則多半會抱怨頭兒沒說清楚。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徹底改變這種現象，但是，揭示這種差別的文化含義，探究這種差別的前因后果，對于我們改善管理是有意義的。

 

一般來說，需要“認真學習領會”的文本，基本上都具有某種含糊性。這種含糊性不同于哲學上說的不可言說性，如果不可言說，也就不可傳遞，只能是自己內在的“心得”而不是外來的“領會”。凡是清晰的文本，哪怕多么復雜，都可以直接了解掌握。文本的清晰與否，決定著是否需要“認真學習領會”。能夠說清楚而故意不說清楚，同只要能說清楚就必須說清楚相比，實際上反映的是兩種文化。筆者認為，“認真學習領會”反映了三個方面的文化價值取向差異。

 

首先，凡是需要“認真學習領會”的文本，實際上都體現了某種隱秘性意圖。管理者在發布指令時，都會有意無意地表現出自己的管理風格。如果管理者希望把自己的意圖完全公開化，那么，他就會盡可能把自己想說的都交待清楚。但是，如果管理者不愿讓部下掌握自己的意圖，或者是打算在部下面前保持某種神秘性，或者是希望使部下產生對自己的敬畏，往往就會在指令中含糊其辭，故意不說清楚。兩千年前的韓非，就強調過君主“藏而不露”的詭詐之術。在韓非的“法、術、勢”三位一體統治策略中，“術”必須讓部下揣摩不透。“術者，藏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術為君主所獨執，不可以示人。”（《韓非子·難三》）從理論上分析，指令的含糊，恰恰表現出的是增強部下神秘感的巫術效應。古人說的“天威莫測”，就是這種現象。所以，文本的清晰，其價值取向是科學；而文本的模糊，其價值取向是權術。

 

其次，凡是需要“認真學習領會”的文本，都反映了管理者強化對部下控制的愿望。如果管理者希望部下全力做好某件事情，那么，指令就越清晰越好。只有明白無誤的指令，才能使部下沒有任何疑慮。而如果從內心深處對部下不大放心，那么，一般就不會說得十分清楚。對部下不信任的程度越高，發布指令的模糊性往往越大。韓非把控制部下比喻為馴鳥。“夫馴鳥者斷其下翎，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如果什么都給部下交待清楚了，部下也就無須處處依賴上司。為了讓部下產生依賴性乃至產生畏懼，韓非甚至主張以“疑詔詭使”“倒言反事”來加強指令的不可測性。對于這種指令，下級的最優策略，當然是“認真學習領會”。而從“學習領會”中體會出上級的心機，顯然要比看到上級的直白意圖增添幾分敬畏，感嘆“圣上英明”。所以，文本的清晰，其價值取向是自主；而文本的模糊，其價值取向是監控。

 

再次，凡是需要“認真學習領會”的文本，都體現了某種集權傾向。如果管理者希望權力下移，則會使指令剛性化，如果管理者希望權力上收，則會使指令柔性化。許多人以為，那種柔性化的指令具有分權性質，其實不然。真正要做到權力下放，必須清晰明確地給定下級可以自主處理問題的權力邊界。如果只是籠而統之地要求下級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處理”，而不界定“靈活”的范圍和尺度，則下級的“靈活”就像孫悟空降妖除魔的自主權一樣，必須服從于唐僧的“咒語”和如來的“掌心”。那種模糊的授權，其最終要實現的效果是“權柄歸一”。所以，文本的清晰，其價值取向是分權；而文本的模糊，其價值取向是集權。

 

總之，那種需要“認真學習領會”的指令，如果從潛藏在內部的文化基因來考察，恰好反映的是“天威莫測”、“圣上英明”、“權柄歸一”的傳統。對于這種傳統，我們不可能立即割斷，但是，我們應當看到它與現代化存在著某種不和諧性。如何在現實的管理中逐步消解這種傳統的負面效應，還需要長期努力。也許，當管理者發布某一個具體指令時，有意識地追求清晰明確，哪怕是不自覺的追求，也是在為固有傳統向現代轉化做出貢獻。

 

【來源】《管理學家》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