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讀之前就知道，夏鼐先生（1910—1985）是中國考古界的泰斗級人物，解放后長期擔負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暮年曾出任中國社會迷信院副院長。同時曉得，他是個有留學背景的人。

夏鼐的學術之路

　　這樣，1935年8月來到英國，入倫敦大學，師從考陶爾德研究所的葉茲教授學習考古學。沒過三個月，他就看出這個葉茲教授的底子，“是一個不懂中文，又不懂考古的人，做起中國考古教授，卻有點幽默”。而這時，還有一位史語所派出的年輕學者吳金鼎，也在隨著葉茲學習，“條件是允減低膏火一半，以襄助領導別人寫論文為前提”。

　　真要這樣，就不是夏鼐先生了。3月間在安陽，得吳晗來信，說1935年度的清華留美公費生名額里，有經濟史一門，他的心又動了。于是讓吳晗替他問梅貽琦校長，可否保存去年考古生的名額而參加今年經濟門的考試。5月初，吳的信來了，說梅校長“看法如欲考經濟史剛必需廢棄考古學，因兄為本校學生，如一通融，必將引起各方斥責及糾紛也……成果如斯，殊令我掃興，恐我只好咬牙硬干矣。”

　　浙江溫州人。1927年夏，溫州十中畢業，來到上海，考入光華大學附中（高中）。第二年春季開學，以岳父兇事留家開祭，未按時到校，“不料光華附中高中部適于其時劃分文、理二科，令各生自行認定。龐元龍以自己認文科，故將余亦報入文科中，余入校始知之，當時候科并不嚴厲，故亦聽之”。別認為這是少年時對自己興致的錯判，不，直到上了大學歷史系，他還在想著轉到生物系呢。

　　1930夏， 同時考上燕京和清華，光華大學也可免試入學。他取舍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第二年經測驗轉入清華大學歷史系。入學未幾，9月18日便到教務處問能不能轉系。“吾問如轉生物系是否得到許可，據云須系主任及教務長容許……一個晚上，都遲疑莫決：‘到底讀文科抑理科好呢？’”后因他故，未能轉成，只好待在歷史系，師從蔣廷黻先生當真讀書，且與同班同窗吳晗組織歷史研究會。

　　清華研究院為他聘任的研究生指點員是傅斯年和李濟二先生，依學校的部署，可先去安陽考古基地實習一年，而后出國。按說這下該逝世了心，矢破志于考古事業了吧。

　　對夏鼐與吳金鼎兩人，面對葉茲做出的不同抉擇，李濟有個苛刻卻不失公道的評估。1937年5月間，李濟來倫敦講學，見到了在英國學考古的多少個年青人，據同在英國留學的曾昭燏轉述，“李先生曾談及葉茲教學，爾后決不再送學生跟他念書，說吳君太誠實，不知變更，頗同意我去年的轉系，說這便是南人與北人氣質的不同。”

　　不論別人怎么，他是再也忍不下去了。1936年4月，斷然分開葉茲傳授，投師到倫敦大學考古系主任格蘭維爾教授門下，學習埃及考古學。同時給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寫信，請求延伸一年留學期限。再后來，又去埃及加入考古挖掘，終于取得博士學位于1939年回國。

　　學術上成功的慣例不用說了，作為特例，夏鼎先生最為寶貴的是，有著濃重的讀書興趣。“我曾幾回對友人說，我的念書成了癮，用功這字跟我無關，要抑制愿望讀書才配稱用功，上了癮的人便不配稱用功。不外我的讀書癮是喜歡本人讀書，不喜歡有教師在后面督促著。”愛好讀書，逢考必贏，可說是夏先生勝利的不二法門。

　　1934年夏天畢業，又考入清華研討院。歷史系僅一人，以最高分錄取。簡直同時，清華應考留美公費生。他的長項在中國晚世史，但這一年的留美公費生指標里，不中國歷史，與中國歷史相近的，只有考古學。要留學，只有報考古。也不是輕易考的，參考者中竟有河南大學考古系的主任。可他仍是考上了,清華大學總裁，且成就在北平參考四人中為最高。

　　怎樣在學術上造詣一番事業，有通例，也有特例，相比擬而言，特例給人的啟發更大些。近讀十卷本的《夏鼐日記》，對此深有感悟。

　　心想，定然也像很多這樣的優良人物一樣，少小伶俐，抱負明白，海內讀罷大學，出洋持續深造，孜孜矻矻，終成偉業。讀罷方知不是這么回事。夏先生入考古一行，純潔是陰差陽錯，甚至入文科這一門，都不是出自本心。然而這些，一點也不妨害他在考古學界成績一世的英名。

起源：科技日報 2012 *** 12 *** 8 韓石山

　　且看他的學術之路是怎樣走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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